?> 扬雄研究

西汉大儒扬雄的风骨:大道低回

2019-07-03 10:25    来源:    作者:中国青年报    浏览:207

  导读

  “南阳诸葛庐,西蜀子云亭。”——西蜀子云即扬雄,这是唐代刘禹锡在其《陋室铭》中为天下树立的精神标杆。

  扬雄是西汉大儒,他支持过王莽为天下做事。当时整个社会上层几乎都支持王莽做事,但因社会条件和个人才具限制,王莽最终没能做成事;但是,扬雄从来不阿谀奉承王莽个人——这就是西汉大儒与后来那些持“篡汉”和“窃国”论腐儒们的器局区别。

  扬雄的独特之处,还在他的成长路径。古蜀文明,以今天“三星堆文物”为证,完全可与夏商文明媲美,青年扬雄是通过行走与游学来熟悉这个文明的,然后从古蜀文明走向首都,登临当时的文化高地长安,从而形成一道璀璨的文化风景——歇马独来寻故事,文章两汉愧扬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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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与大儒扬雄的相遇,像是久别重逢。

  那天到达郫都区友爱镇已是挨边年底了,工匠们还在有序地修缮扬雄墓园。很难想象,我曾在《汉书》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等典籍中多次邂逅的文化巨擘,竟然从这里开始溯回到了两千年前的时光——扬雄以家乡为原点,一步步走向长安,从儒雅俊秀的学子,到傲然风骨的大儒,一生传奇如谜。

  他与司马相如、班固、张衡一起跻身“汉赋四大家”。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评价扬雄:“扬子云真大儒者也!孔子既没,知圣人之道者,非子云而谁?”历史风云变幻,那封土堆呈圆形的汉墓,成了扬雄传奇人生的最后谜底。

  郫都,位于成都西北部,历史上既是“望帝”杜宇、“丛帝”鳖灵建都立国之地,亦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说:“郫,蜀县也。从邑,卑声。”在扬雄生活的那个年代,郫都有一个正式的称谓,叫“蜀郡郫邑”。实际上,“郫”作为古蜀国时期的一个地名,最早见于扬雄的《蜀王本纪》。

  从郫都开始,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维度,我的追寻与拜谒,是想一步步贴近西汉大儒扬雄,去承接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,聆听历史的回声。

  

  历史的深处不仅迷雾重重,还往往藏着太多隐秘。何况,扬雄已是两千年前的前尘往事了。我能够找到的史料称:扬雄(公元前53年~公元18年),汉族,西汉官吏、学者。西汉蜀郡成都人,或是蜀郡郫邑人。问题是,“蜀郡成都”与“蜀郡郫邑”,地域都过于宽泛了。

  众所周知,秦置蜀郡,汉承秦制,蜀郡的行政区划是以成都一带为中心,所辖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所不同。而郫县呢,是古蜀国的都邑,辖地曾经涉及如今的郫县、温江、彭县、灌县一带。好在,相约郫筒街道泰和园座谈,当地学者纪国泰、卫志中、吴华章等人一一为我打开了扬雄的身世背景。

  扬姓在郫县的始迁祖是扬季,他几经波折从衡山郡的庐江迁到郫县的白鹤里安家落户。到扬雄的父亲扬凯,已是四代单传,他娶上李氏于宣帝五凤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3年生下扬雄。因此,扬雄的出生地是在郫县五陡口亭白鹤里。按照“五家为邻,五邻为里”,里就是村,白鹤里即白鹤村。白云苍狗,沧海桑田。白鹤里只是古时蜀中的一个地名,如今的全称应是“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街道子云村”。

  扬雄,字子云。无论是友爱街道的“子云村”,还是“子云学校”,都是家乡人对扬雄最好的纪念,还有对传统文化的呼应。然而,扬雄当年求学却几经辗转:首先是去临邛拜在林闾翁孺(扬雄的舅姥爷,不仅精通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,还对古文奇字与地方方言颇有研究)门下;后来,在林闾先生的引荐下,才去成都石室文学精舍师从严君平先生(西汉道家学者、思想家)。

  如果说,林闾先生只是家庭教育的范畴,那成都石室就是公学教育了。汉景帝时,蜀地自蜀郡太守文翁开办学宫,开公学教育之先河。后来,汉武帝号令天下郡国效仿蜀郡,设立官学、兴办学堂。“赋圣”司马相如在赴京师游宦之前,就曾在石室讲堂执教。

  扬雄少年好学,却有口吃的毛病,但一旦诵读《诗经》等“经文”,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,对文字语感极有天赋,在郫县、临邛,乃至成都都出名。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,屈原的《离骚》《惜诵》都是扬雄的最爱。他熟读之后,开始模仿司马相如的语言与结构尝试创作,先后创作了《县邸铭》《玉佴颂》《阶闼铭》等。他的文才,经常受到严君平先生的赞许。

  在倡导“儒学治国”的西汉,从武帝开始,每一个被推举入仕的学子都必须明习经学,仕考用书是儒家的“五经”(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)。读书人凭着“通一经”就能成为经学博士,或者进入仕途。若是扬雄以自己的聪慧刻苦,按照正常的路径去走,入仕根本不成问题。

  偏偏,他没有。

  套用当下的话说,扬雄在成都石室只是个旁听生。其实以他的表现与才华,也有进入“统招”的可能。出乎意料的是,当他的老师严君平先生离开石室时,扬雄也跟着离开了。

  《汉书·扬雄传》载:“雄少而好学,不为章句,训诂通而已,博览无所不见……”扬雄的好学与率性,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显露。这,也是他能够走出石室进行游学的前提。

  

  发源于四川岷山的岷江,既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,亦是蜀地重要的河流之一,全流域均在四川境内。那出自弓杠岭的东源和出自郎架岭的西源,不仅发轫了岷江的波涛奔腾,也孕育了深厚而灿烂的古蜀文明。

  自成都沿岷江南下,是蜀郡太守李冰烧崖劈山修筑的岷江道,可达宜宾。白露一过,扬雄没有选择南下,而是以成都为原点,往北向着都江堰、彭州、德阳、绵阳方向行走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,在李冰没有在岷江中段修筑堤堰之前,成都平原曾是一片水患之地。扬雄这才明白蜀王杜宇选择都城建在郫县的原因——郫县是成都平原的中脊线,地势明显高于成都、金堂、新津。

  扬雄的行走与游学,完全是一个人的旅程。他循着李冰的足迹走到什邡,到章山拜谒李冰,还去了汶山、凤仪、阿坝、羌寨、巴谷多神山,甚至为了深度体验,他又去了秭归和汨罗江,去向“楚辞”的创立者屈原致敬,去感应“中华诗祖”“辞赋之祖”的加冕。

  是扬雄不食人间烟火吗?不是。他每到一地,孜孜以求地访问,不耻下问地考证,不知感动了多少人士。进入岷江后,古蜀人从岷江上游土著部落的兴起,以及蜀地文明从蜀山氏、蚕丛氏,到柏灌氏、鱼凫氏、开明氏不同时期的发展,一步步在扬雄脑中明晰开来——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西部的冲击平原,当地人称“川西坝子”,在成都平原发轫形成的古蜀文明,完全能够与中原夏商文明媲美。而成都,无疑是古蜀文明的中心。

  汉代的行政制度,基本上承袭秦朝,蜀郡仍然是蜀郡。蜀地置益州刺史部,治成都。成都作为蜀郡首府,以产锦闻名,纺织的图案、纹饰,均以凤凰、鸾鸟、麒麟等瑞兽与祥云瑞草为主,精致、绚丽,朝廷在此地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,所以又称“锦官城”或“锦城”。

  西汉时期,益州管辖汉中郡、广汉郡、蜀郡等八郡一百一十二县七道。而蜀郡管辖成都县、郫县、临邛县等十三县和湔氐道、严道。郡守,为郡的最高长官。在没有行走游学前,扬雄很难有成都平原地势从西北向东部倾斜的感觉,以及岷江、沱江水系系统的概念,对行政区划更没有清楚的认识。

  回到成都,扬雄沉浸其中的,是巴蜀一条历史的河流——那地理的、人文的、经济的典故,像河流里的浪花,一波波向他奔涌而来。而这些浪花,又内化于心,在扬雄笔下流淌:“蜀都之地,古曰梁州。禹治其江,渟皋弥望,郁乎青葱,沃壄千里。上稽干度,则井络储精;下案地纪,则巛宫奠位。东有巴賨,绵亘百濮。铜梁金堂,火井龙湫……俎飞脍沈,单然后别。”(《蜀都赋》)

  那是怎样的波光啊,一圈一圈地漾开,成都的历史脉络都在显影。扬雄的《蜀都赋》只有2000余字,却言辞优美,意境深远,写出了成都的深厚与秀丽,对巴蜀的地理、经济状况,以及成都的城市面貌进行了全面观照。

  我的好友黄剑华兄,既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,亦是研究扬雄的学者,他在《西道孔子 大儒扬雄》中说:“扬雄撰写的《蜀都赋》独具匠心,气势宏大,景象万千,可谓别开生面,为后来文人们写作京都大赋开创了先河。譬如东汉班固写《两都赋》,张衡写《二京赋》,西晋左思写《三都赋》,很显然都是受到扬雄的启发,是以《蜀都赋》为模式的。”

  无疑,《蜀都赋》是一篇让扬雄名声大振的代表作,为他后来游学京师,以及命运的转折埋下伏笔。

  

  对于长安的认识,扬雄完全是从游学开始的。

  长安,处在关中平原中部,渭河以南,四面依次有函谷关、武关、大散关、萧关,可谓是“阻三面而守”,寓意“长治久安”的都城。从成都去长安,主要有两条路可以走,一条是秦惠王时期蜀王开凿的金牛道,一条是得名于米仓山的米仓道。然而,米仓道不仅一路峭壁峻岭,还有猛兽出没。扬雄一路循着有关蜀王的传说,选择走金牛道去了长安。

  几经波折,扬雄还是在长安落下脚跟。经成都石室的同窗好友、在皇宫任“值宿郎”(即掌管皇宫夜间警卫事务)的杨庄引荐,扬雄在侍中王音府中做了“门下史”(相当于王音的私人幕僚)。王音虽然没有像王太后的亲兄弟王凤、王崇等人一样晋爵封侯,却也是太后王政君的堂弟。当时,正是成帝刘骜即位后,王氏外戚势力最大的时期。王音不仅是皇帝的近密之臣,还是一位正直的学者,他对扬雄的才华非常赏识。

  此后,扬雄有幸结识了非常仰慕的京师名儒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。刘向是汉高祖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,博学多才,青年时期就被宣帝提拔为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。他不仅最早接受《榖梁春秋》,还在未央宫石渠阁给大臣讲论“五经”。在朝廷,刘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馆长的职务。刘歆呢,协助父亲做“领校秘书”,等于是做父亲的助手,主要领校“五经”。再后来,扬雄做梦也没有想到,经王音、杨庄举荐,他进入未央宫做了皇帝的“待诏”。

  能够以写文章安身立命,是扬雄梦寐以求的生活状态。

  只是,扬雄从郫县走进未央宫时,已过而立之年。

  侍郎、常侍、侍中,都是廷臣,也就是皇帝身边的文职官员。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掌管皇上的文史典籍,以备皇上问对;同时,还要负责外朝奏章的进奏,替皇上审读,经过皇上认可,再由中书颁下。而扬雄,只是待诏,与他们相比,等于是既没有职位又被人遗忘的“另类”。好在,扬雄平时能够通过刘向与刘歆父子在未央宫石渠阁、天禄阁接触与读到更多的典籍。

  “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,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。”扬雄让廷臣引起关注,是随成帝刘骜去甘泉山泰畤祭天帝,并且作《甘泉赋》受到皇上的赞赏。倘若成帝去甘泉宫,是为祭祀天帝,显示皇权的神圣,而去黄河之滨的汾阴后土,是为祭祀地皇,祈求赐子。扬雄作《河东赋》,心中可谓一波三折,从随驾出行到东渡黄河祭后土,继而游介山、登龙门、观盐池、上历山、望西岳、寻殷周遗迹,皇上巡游的成分似乎比祭祀的比重要大得多。如果说,祭祀后土是一种神秘的感召,那么巡游呢,是皇恩浩荡吗?

  但毕竟,扬雄要写的是御用文章,要在规则中行走。即便心中有一些想法和声音,以及不能接受的事实,都必须摆脱或者过滤掉,若非要表达不可,也只能采取隐喻。在《河东赋》中,扬雄煞费苦心,他用晋文公发愤图强的故事、大禹凿山治水的精神、虞舜勤政爱民的事迹,还有前朝开创的盛世,勉励成帝刘骜做一位令人敬仰的明君。

  “国之大事,在祀在戎。”祭祀,战争,在春秋甚至更早时候,就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事。而帝王们把狩猎作为锻炼和检阅军队的最好形式之一。无论是春蒐、夏苗,还是秋狝、冬狩,都能看到天子王侯按时间节点在上林苑围猎的身影。

  上林苑,位于长安郊外,地域辽阔,岗峦起伏,水系发达,渭河、泾河、沣河、涝河、潏河、滈河、浐河、灞河川流其中,不仅建有御宿苑、宜春苑、长杨宫、五柞宫等宫殿,还豢养放逐狗熊、麋鹿、野猪、野兔等动物,以供皇家狩猎。而负责上林苑管制的是羽林军。

  整个狩猎过程的铺张,让扬雄感到震惊。他的所见所闻,只是成帝刘骜身边一条渠道的内幕,而整个朝廷又是怎样的奢靡呢?震惊之余,更多的是忧心忡忡,以及惴惴不安。

  扬雄觉得,以他当时的处境,忠言怎么去表达,应是智慧与技巧问题。他作《羽猎赋》给自己定了一个限度,在形容狩猎活动的盛大壮观与对皇家歌功颂德的背后,隐藏着对奢侈与扰民行为的“讽”的成分。扬雄选择绵里藏针,来表达一个文人对国家和百姓的殷殷之情。他期许的皇上,是防止奢侈而改变狩猎计划,担心穷苦百姓而开仓济贫,开放皇家苑囿供百姓享用,以及心怀江山社稷、处处为黎民百姓着想的圣君。

  然而,成帝刘骜真正读懂了《羽猎赋》吗?他只是被扬雄辞赋中的溢美之词蒙蔽了眼睛。但如果扬雄的辞赋没有到出类拔萃的程度,汉成帝刘骜怎么会把他从“待诏”转封为“黄门侍郎”呢?!

  作为辞赋作品,扬雄的《甘泉赋》《河东赋》《羽猎赋》《长杨赋》当时堪称代表,一直在儒生中传抄诵读。从中不难读出扬雄对司马相如的尊崇,以及对他辞赋作品的偏好。

  扬雄万万没有想到,御用文人这碗饭也不好吃。因为,他在皇宫耳闻目睹的不仅是皇上的荒淫无度,还有外戚的腐败与朝臣之间的争斗。所有这些,俨如孤独郁闷的种子,开始在扬雄的心中生长。他觉得,辞赋的华美之中藏着掖着的那点讥讽与劝谏根本于事无补。上不能痛陈时弊,下不能为百姓请愿,这与隔靴抓痒又有什么区别呢?!

  “或问:吾子少而好赋?曰:然,童子雕虫篆刻。俄而曰:壮夫不为也。或曰:赋可以讽乎?曰:讽乎!讽则已,不已,吾恐不免于劝也。”正如扬雄在《法言》中自省说,不讽不劝的辞赋只是雕虫小技而已。于是,他沉浸在诸子百家学说之中,开始著书立说。

  

  很明显,随着朝政的日趋腐败,西汉王朝中后期已经在走下坡路。成帝时期,与宣帝时期根本不能同日而语,到哀帝、平帝时期更是每况愈下,政治黑暗,民生凋敝。尤其以太后王政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专权,以及皇亲国戚、官僚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利益冲突,直接导致皇权懦弱、社会两极分化,也为王太后的侄子王莽一步步进入中央政治权力核心埋下伏笔。

  尽管如此,扬雄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:“臣闻六经之治,贵于未乱,兵家之胜,贵于未战。二者皆微,然而大事之本,不可不察也……夫百年劳之,一日失之,费十而爱一,臣窃为国不安也。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,以遏边萌之祸。”扬雄《上书谏哀帝勿许匈奴朝》中谈古论今,谏言要重视匈奴单于来朝归服,这是汉王朝改善与匈奴关系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
  扬雄针对时弊的箴文,不仅涉及西汉的官制,甚至是皇上。比如:《十二州牧箴》《二十五官箴》《廷尉箴》《酒箴》等,不胜枚举。作为一名御用文人,面对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,他没有忘记谏诤之责。

  “德治、仁政”,是先秦儒家提出的德政思想。扬雄即使在著书,也不忘表达政治劝诫。他在《法言·先知》中,从积极的意义上对执政理念和廉政思想提出自己的观点:“或问:‘何以立国?’曰:‘立政。’曰:‘何以立政?’曰:‘政之本,身也。身立,则政立矣。’……”“君子为国,张其纲纪,谨其教化。导之以仁,则下不相贼;莅之以廉,则下不相盗;临之以正,则下不相诈;修之以礼义,则下多德让。”

  扬雄虽然供职于朝堂,但是地位卑微、生活窘迫。准确地说,他的俸禄只有四百石,连一个县官的工资都不到,多年过着拮据与困顿的生活——“人皆文绣,余褐不完;人皆稻粱,我独藜飧。”(《逐贫赋》)扬雄宁愿过着紧巴巴的日子,也不去趋炎附势。皇帝都换了,扬雄仍然在黄门侍郎的岗位上原地踏步。

  流布民间关于扬雄清贫的故事更多。相传,有富商巨贾听说扬雄著《法言》,想留名其中就想方设法去贿赂他,却被扬雄严词拒绝……

  这,只是扬雄清廉高洁的一面,他的家庭的痛楚与悲凉,又去向谁说?扬雄刚到长安站稳脚跟,父亲就去世了。父亲尸骨未寒,母亲又追随父亲而去。后来,白发人送黑发人,他先后送走了儿子扬爽、扬乌……命运如此悲惨,真是到了“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”的地步。那块生养扬雄的故乡大地,竟然成了他埋葬亲人的地方。

  然而,在扬雄心目中,百姓的疾苦更甚。扬雄希望看到的理想社会是:“老人老,孤人孤,病者养,死者葬,男子亩,妇人桑。”(《法言·先知》)他用文字为天下百姓描绘了一幅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。

  

  新莽元年,也就是公元9年,王莽废孺子婴(刘婴)自立,称国号为“新”,宣告西汉王朝灭亡。这一年,扬雄已年过六旬,他作《剧秦美新》正是史称“王莽改制”时,意在劝王莽吸取秦朝暴政的教训,开创新政,惠泽于民。问题是,王莽执政,虽然推行了“田制”“币制”“官制”“盐制”等一系列改革,试图建立一套符合儒家治国理念的国家制度,但在运行实施中是与现实脱节的,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并一步步走向衰亡。

  出乎意料的是,扬雄一篇例行公事的应景之作,竟然就成了数以万计的“颂莽”之作中的代表作,广为传抄,这应与当时盲目的追捧不无关系吧。令人懊恼的是,文章传开后,扬雄发现许多人都是误读了他的文字。至少,他没有听到解读到位的声音。

  或许,是王莽改制的失败,抑或他在历史上的备受争议,南宋以后许多学者对《剧秦美新》提出异议,说扬雄是在美化“王莽篡国”。想必,这是对扬雄最大的误读。想想,如果扬雄对王莽吹牛拍马,他还会只是“中散大夫”的职位吗?如果他是阿谀奉承之人,会在写赋之外,还写《十二州牧箴》《二十五官箴》等文吗?

  顾名思义,箴即规诫。扬雄在朝政混乱、政治氛围凶险的情况下,还在不住地向皇帝提出劝谏。

  “及莽篡位,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,雄复不侯,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,恬于势利乃如是。”(《汉书·扬雄传》)在当时,王莽从一位“内圣外王”的权臣,用“符命”“君权神授”而称帝。凡是参与“符命”活动为王莽制造舆论的,一个个都加官进爵。唯独,扬雄“诎身,将以信道也”,没有参与其中。此前,称王莽能够安定天下,写《安汉公功德颂》的是陈崇与张竦,也不是扬雄。在同僚看来,扬雄的清高与固执简直让人匪夷所思。

  “世儒或以《剧秦美新》贬之,是不然,此雄不得已而作也。夫诵述新莽之德,止能美于暴秦,其深意固可知矣。序所言配五帝、冠三王,开辟以来未之闻,直以戏莽尔。使雄善为谀佞,撰符命,称功德,以邀爵位,当与国师公同列,岂固穷如是哉!”我同宗的先祖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如是说。抛开洪迈的官职,他称得上是士大夫,他是读懂了扬雄“剧秦而不剧汉,美刘而不美新”的用意,以及“偷梁换柱”地对王莽进行戏弄的。如果扬雄善于逢迎讨好,他的生活境况也不至于那么穷困潦倒了吧。

  历史就沉积在那里,我们去解读时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与准确的判断,评价时更要做到允执厥中。扬雄“屈身以达道”,在《剧秦美新》中“有深忧,有讽谏,用意可谓良苦”。

  扬雄万万没有想到,王莽即位后,更始将军甄丰之子甑寻垂涎王莽之女王嬿,却让“符命”继续发酵,等于是点到了王莽的穴位,引起新帝勃然大怒,下旨追查甑寻同党,不仅他的学生刘棻(即国师刘歆之子)牵涉其中,自己也被列入了“黑名单”。当一队官兵围住天禄阁抓捕扬雄时,想必他是为了一位儒者的尊严而舍生取义吧,不然,也不会毅然决然地从天禄阁窗口跳了下去。

  扬雄没有死,落下了腿部残疾。

  扬雄晚年“家素贫,耆酒,人希至其门。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,而巨鹿侯芭常从雄居。”(《汉书·扬雄传》)幸好,在扬雄孤独无援的时候,巨鹿人侯芭拜在了他的门下。在新朝,巨鹿郡已改为戎郡。

  新帝王莽下诏恢复了扬雄中散大夫职位与俸禄,但扬雄至死也没有去攀附权贵。他在为侯芭讲授古文奇字的同时,继续着手《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,以及《法言》的编撰著述。即便他在《法言》中对王莽“托古改制”进行了肯定,还是在用心倡导儒学的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——“中和之发,在于哲民情”;“政之本,身也,身立,则政立矣”;“从政者,沈其思斁而已矣”。

  “唯寂唯寞,守德之宅。”没有人知道,扬雄著《法言》的最后一页是写于什么时候,但他人生的最后一页是在天凤五年,也就是公元18年的一个春夜。

  这一夜,扬雄留下的是生命的句号,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。

  

  巴蜀大地,无疑是中华文明发源地的一个重要板块。在中国文化史上,无论是大禹、李冰、落下闳,还是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杨慎,他们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都是响当当的人物。而扬雄呢,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大家。他们,都曾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,宛如银河的星光一样璀璨。

  “歇马独来寻故事,文章两汉愧扬雄。”此前,我因接受四川文艺出版社长篇历史小说《见素抱朴:西汉大儒扬雄》选题,已经穿越到扬雄生活的那个年代。然而,由于成都多雾,我在郫都与成都的夜色里穿行,或者仰望,都没有能够看到天上的星光。是一方地理的人文景观,有关扬雄的文史资料,还有与地方文化学者的座谈交流,让我一步步走近扬雄。似乎,我每天都与一位浮白载笔的骚客在晤面。

  “不汲汲于富贵,不戚戚于贫贱,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……非其意,虽富贵不食也。”(《汉书·扬雄传》)西汉著名学者桓谭称道:“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,而论不诡于圣人。”想想,扬雄一生分别在成帝、哀帝、平帝,以及新朝王莽手下为官,他竟能够有如此的操守与修为,可见人品与道德的纯粹。他去世时,无财产,无子嗣。

  一代大儒,大道低回,风骨可鉴。

  以天地与历史为背景,我与大儒扬雄虽然隔着两千年的时光,也只是人间一别而已。扬雄在2000年前承传的文脉,以及对后世的影响,一如岷江沱江之水,还在不息奔腾流淌——“实好古而乐道,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,以为经莫大于《易》,故作《太玄》;传莫大于《论语》,作《法言》;史篇莫善于《仓颉》,作《训纂》;箴莫善于《虞箴》,作《州箴》;赋莫深于《离骚》,反而广之;辞莫丽于相如,作四赋;皆斟酌其本,相与放依而驰骋云。”(《汉书·扬雄传》)

  2019年3月上旬,我再次追寻着扬雄的足迹徜徉在成都街头:支机石街、石室巷、琴台古径……这是扬雄笔下的蜀都吗?恍惚,所有的景象似是一种穿越。我总在想,是否在某个梦中曾到过扬雄笔下的蜀都,还与他擦肩而过。而这样的文脉一直没有断——我在成都时,恰好郫都区在举行“本土作家扬雄文化系列读书分享会”。我认为,这是郫都区自去年举办“纪念扬雄逝世2000周年海内外名家学术会”“纪念扬雄逝世2000周年全国名家书画邀请展”等系列活动之后,延伸出宣传与传承本土文化的自觉。隔着两千年的漫长时光,人们还在以各种方式纪念扬雄,缅怀一代大儒的风骨。(洪忠佩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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